郎咸平：站在两个潮头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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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3日，当郎咸平登上复旦大学的讲台，发布《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演讲时，一幕席卷全国的争论，就此走向高潮。
　　这位香港中文大学的财务学教授，目光炯炯，义正严词，直斥格林柯尔董事长顾雏军，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席卷国家财富。在此之前，郎批判的大名单上，已经赫然排列着德隆，海尔，TCL，这些大陆“声名显赫”的企业。德隆，曾经号称中国“第一民企”，在2001年郎提出质疑之后，如今已经“崩盘”，由华融托管，寻求重组求生的机会；而出身“国企”的海尔和TCL，先后作为中国企业国际化的“旗手”著称，在李东生8年磨一剑改制TCL之后，张瑞敏正力图“分享海尔”。
　　郎以维护“中小股民利益”的旗帜，批判这些企业在“国退民进”中的“暗箱”操作，赢得了相当广泛的支持和喝彩。自2001年以来，就以“郎监管”著称的他，更迅速“红”遍中国。
　　此刻的郎咸平，正站在香港和北京两个潮头之上。北京方面，郎咸平现象背后，显现的是一场关于中国走向持续而深刻的交锋。其核心是，20年的市场化之后，国家权力及其哲学依旧试图继续掌控秩序设计与走向自由企业社会趋势的冲突。郎发出了比国资委还国资委的声音，质疑国企产权改革，守卫“国有资产”。
　　香港方面，必须看到，“郎咸平热”可以说是张五常、张化桥、梁定邦、史美伦“现象”的延续。这些来自香港的人物，都曾负笈欧美，饱学西方自由经济的经典，而后或以经济学教授的“务虚”身份，或以证券分析师、证监会“官员”的“务实”身份，以现代经济社会标准，对20年中国市场化发展深度加以持续的衡量和评估。或可称之为“来自香港的测试”。
　　他们一再让人们看到中国距离一个成熟的现代市场经济国家的差距，以及一个自由企业所存在的世界与一个国家控制体系的差别。他们都利用了自己的特殊身份，可以在两个体制的世界中穿行的自由，直率地发表了批评大陆的意见，在一个普遍注意言论影响的大陆，这显得十分卓尔不群，赢得了空前追捧的热潮，也掀起空前的大争论。
　　而每一次交锋都彰现了大陆的进步与限度。
　　【上篇】来自香港的测试
　　 高度与限度
　　“我们终于来到了海洋的面前。”
　　2002年夏，在香港维多利亚湾高级酒店里，举办的一次民企赴港上市交流会上，一位来自大陆的民企老总当众动情发言，这被视为当时代表大陆民企心声的经典之语。在大陆国企垄断上市特权的背景下，民企老总如此的动情，就并非矫揉造作。当是时，香港主动吸纳和迎接蜂拥南下的大陆民企，以自由资本市场的气度，意图引领他们进入“国际化”通道，而后扬帆远行。这是对上一个十年香港之于大陆角色的修改。
　　90年代以来，香港在大陆经济改革的三条路线：改良国企、国退外进、国退民进中，充当着相当特殊的角色。它是跨国公司进入大陆的桥头堡，又是改良国企进入国际资本市场的首要通道，它不断输出跨国公司经略大陆所急需的管理、市场人才，也让南下香港上市的国企以“红筹股”而闻名。
　　但这个最靠近大陆的自由经济体系，也以新的角色输出新的东西，最重要的现象之一，就是一批经自由市场经济体系锤炼的重头人物北上大陆，影响北京的气象。在这一波浪潮中，经济学教授为先锋，资本市场的“监管者”殿后。张五常以对大陆“政府管制”最肆无忌惮的批评为这波浪潮开局。
　　1999年以降，“张五常热”曾大兴其道。这位香港大学金融系主任，一头狂放的卷发，言必称诺贝尔经济学奖，与科斯和弗里德曼这些“大师”称兄道弟。张的底气在于，20年前，大陆为姓社姓资大打出手之时，在香港关注大陆的张，就以《中国走向资本主义？》一书，预测大陆转向“市场经济”。在这样的预见里，产权改革顺理成章。
　　张一直批判中国渐进改革中保留大量政府管制，警告中国可能陷入拉美或印度式的长期腐败，并为此开出“中国改革的自由主义药方”的10条建议：把所有国营银行都卖出去作为商业银行，取消所有外汇管制，人民币汇率自由浮动；容许外资开办任何金融事业；取消所有关于通讯（如电话）的发牌量的管制；取消所有出入口关税；将所有国营企业民营化；税制要简单；大量削减干部，选贤与能……
　　或许，张五常曾对“北京的朋友”所进言的，不过是自由资本主义的一些常识。而其中一些建议所涵盖的方向，在WTO谈判之后，已经逐步变成事实。但张还是被冠以“一个以自由主义为信仰的神学家”，其“药方”，被作为敏感的“休克疗法”而不容于“主流”。
　　随后，就是资深律师出身的梁定邦、史美伦“北上”，以香港资本市场的专业监管，去面对一个充满无限机会，也充满惊人泡沫的大陆股市。梁、史“北上”的机缘，不仅在于他们参与香港股市监管的辉煌经历，也在于与当年国企赴港上市的渊源。
　　大个子的梁定邦，是香港前证监会主席，因朱?基出任总理时的相邀，以“一元钱”的薪酬，履任中国证监会首席顾问，随即活跃于政经界，不断发出清晰的声音，呼吁建立“二板”市场、介绍并推动引进QFII制度、成立“开放式基金”，并鼓吹“让市场去管理市场”，带来资本市场新的气象。但三年之后，梁最终还是淡出公众视线。
　　优雅端庄的史美伦以严格的“监管”而著称，2001年史出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正在这一时间段，中国股市掀起“揭黑”运动。大陆一些上市公司和市场的标杆,绩效，被还原为令人可怕的黑洞和泡沫。人们看到，十年的股市在维护投资者利益方面是如何惊人的“疏忽”，看到触目惊心的庄家操纵和财富掠夺。
　　史美伦，以维护投资者利益的旗帜，以推动监管立法，赢得人们的赞赏。史在公开场合，回应媒体的提问，“我不知道有什么中国国情，监管都是一样的”，显示了这位“铁娘子”“不偏不倚，无所畏惧”的信念和执著。
　　但对比于3年前的高调和轰动，在国有股减持的风暴中，在中国股市立法不断但无法质变的尴尬中，“铁娘子”史美伦最终还是在2004年的“熊市”中悄然离场。
　　梁与史，无法改变股市“双轨制”运行的“中国国情”，也就无法“复制”他们曾在香港资本市场成功监管的生涯。
　　 变与不变
　　香港“北上”的东西，与北京南下的“东西”，持续交锋。
　　赴港上市的民企新贵，在代替红筹股的风光之后，在证券分析师的专业报表里露出问题。
　　瑞银华宝的分析师张化桥以“我是投资者的走狗”为旗帜，来对大陆的民企进行评估。他是第一个让格林柯尔的顾雏军“哭泣”的分析师，他曾让杨斌和欧亚农业在惊恐中颤抖。尽管，哭泣赢得了同情，显示了对无情的资本主义法则的抗议。但在中国渐进改革的时代篇章中，神秘的原始积累所经历的那些必然章节，经不住自由经济那一套规则在“放大镜”下注目。尽管，张化桥宣称以民企作为信仰，以区别对大陆国企的企业价值判断。
　　但“新民企”本身就是在香港创造的。正如在香港创造了国企的“红筹股”。在国企改革以上市为目标的方向上，梁伯韬才能以“红筹股之父”登上历史舞台。香港也利用大陆前现代的政企关系大赚其钱。正如，高盛、美林、所罗门美邦，这些跨国投行，争夺那些大型国企的海外上市的承销机会。那些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交易。没有任何一个没有背景的民企能够奢望有此殊荣。所有的人明白，每一场商业订单的下达，都是一场高层的政经公关。正如梁伯韬从“红筹股之父”，很容易就变身为跨国投行经略大中国的先锋。
　　人们都明白，将一些大型国企推向香港和美国的资本市场，本身就是决策层对国企改革的一个重要通道，期望“资本主义”的严厉监管，能够让国企摇身变为自觉的“现代企业”。
　　但这改变了什么？“自由世界”没有改变其垄断的本性，反而在上市国企的垄断要被打破时，恼羞成怒。
　　典型如2000年中移动之“单向收费”的闹剧，在数千亿的市值在一夜蒸发之后，原信息产业部部长吴基传亲赴香港向各大基金经理予以否认，才草草收场。我们无法分清，究竟是北京的垄断，保证了香港的投资收益，还是香港的投资收益，帮助北京维持了垄断？
　　而“新民企”的神话，也是在香港被缔造的。正是因为香港这个自由资本主义的外衣，国际化的外衣，“新民企”们在大陆风生水起，倍受崇拜，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直到张化桥以“投资者走狗”的偏执，在香港股市阻击他们，直到英国人胡润制造的福布斯中国首富排行榜，在大陆将他们一一送上不归路。“新民企”很快在仰融、杨斌、周正毅等人的沦陷中，丧失了光芒，还原了其背后一个个黑洞。
　　尽管，在利益与原则之间，“自由世界”的价值观也并不那么坚定。但这些交锋，的确让大陆清晰看到了一个自由市场经济体制所应有的高度。而郎咸平的出现，似乎为这一波香港潮流注入了新的内容。人们关注着，那些原本想要“改变中国”的香港声音越发地现实了，或许他们已经悄悄转向“在中国的改变中获利”。
　　【下篇】郎咸平带队，往哪走？
　　 为什么“红”
　　在当下之中国，“郎咸平现象”，在一个方面，仿佛是一个经济学教授孤胆挑战一个充满欺骗和罪恶的时代，以无畏的态度揭发了那些联手盗窃“国有资产”的民企和国企的“巨头”，守护了这个时代难得的良知、正义和勇气。而在另一面，在被郎所批判的一些大企业眼里，郎却是作为“无知、无聊、无耻”的书生人物，或至少是一个投机主义者，不受欢迎。
　　郎以前所未有的挑战姿态，对大陆学界的所谓“沉默”表达不满和批判，让郎处于到处公开宣战的状态。战斗从企业界蔓延到学界，从现实到思想，从利益到道德，从学术到政治，从“左”到“右”……
　　“郎咸平现象”，似乎撕开了这个时代的腹腔，再一次让人们看到不断被标榜的中国辉煌时代中最为原始的东西，一个个大陆企业标杆背后可能的“泡沫”。而在这样冲突性的“公共事件”中，则完全透露了目前中国人在心灵、头脑和现实生活中，对20年市场化进程和价值的看法，如此的分裂甚至截然相反：同样的“民营化”，在一面看来是值得庆幸的走出“国有体制历史循环” 的高明之举，而在另一面看来就是虚伪的、不可宽恕的“窃国”。
　　那么，所谓“郎咸平现象”的实质是什么？在郎咸平背后，所矗立的是一场关于中国走向持续的深刻的交锋。核心是，20年的市场化之后，国家权力及其哲学依旧试图继续掌控秩序设计与走向自由企业社会趋势的冲突。
　　2004年是一个大政经激烈交锋的年代。在这些交锋中，郎咸平仿佛以批判者的姿态出现在“国退民进”的方向上，以比国资委还国资委的姿态，质疑已经进行了10年的国企产权改革，打出“国有资产不容流失”，以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旗帜，郎以人们早已淡忘的“共同体”的名义，告诉人们，“国有资产”里还有你的资产，你是主人，那些代理人和保姆正在盗窃和占有你的财产。这揭开了“静悄悄私有化”的旧伤疤，搅动了这一段历史的“宁静”。
　　20年市场化之后，那些对现实感到不满和无奈的人们，那些无法参与到这些财富分配进程中的人们，那些痛恨腐败的人们，那些将大企业的成功归咎于中国式“官商勾结”的人们，立即以空前的热情呼应了郎所发出的批判声音，并为此欢呼和崇拜。这就是“郎咸平现象”火爆的土壤。
　　当人们借机表达了对种种社会弊端的不满之后，必须思考的是，郎要把人们带到何处？
　　 核心命题
　　即使那些寄望于静悄悄“私有化”的人们也必须思考，郎的批判一定是让中国人重新面对了一个20年来核心的问题：这一支起源于国家工业化时期的“国有经济力量”最终怎么办？
　　在郎咸平批判国有资产“民营化”之时，恰逢邓小平百年诞辰纪念。但在喧嚣和公式化的纪念中，人们仿佛忘记了，当下中国许多急待解决的问题，都与邓时代的许多实用主义的东西相关。邓时代确立的渐进改革，把“计划经济时代”最难改革的部分留在最后，国企改革与政治改革，并列其中。
　　为一个庞大的国有经济寻找出路，在80年代异常激烈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斗争的反复较量之后，到90年代，才清晰起来。无非是三个方向：改良国企，国退民进，国退外进。
　　但中国庞大的国有资产出路，从来就没有第一方案，一开始就将数十年积累的国有资产量化，最终以证券或股份的方式，让国民拥有，制造出最初的“卖方”。而同时代，俄罗斯、东欧所选择的“转型”道路，在中国以“私有化”和“休克疗法”的所谓“激进”，而倍受批判，深恶痛绝。但在中国上演的故事，却可能让东欧人也目瞪口呆。
　　在渐进改革的方向上，以“国退民进”为号召的国企产权改革，从其开始就是一条没有整体解决方案的路子，这是一种随机的民营化，自发的民营化。这是机会主义的“民营化”。
　　但这是一段极其复杂的历史，充满意识形态的争吵，政治上的交锋。“国退民进”，实际却与国企的新一波强力扩张伴随，而这种扩张已经摆脱了“全民所有制”时代的神圣“全民面纱”，国企利用市场化中最有利的工具：银行信贷的特权、行业特权、与跨国公司合资的特权、在海内外上市的优先权利等等，成为借助国家力量的垄断成长。
　　在股市热潮之后，人们慢慢清醒地意识到，“中国股市开创了一种同时具备化公为私与化私为公两种功能的机制，推动中国的原始积累从单纯挖国库的阶段走向‘通过国库这个中介去挖民间’的阶段”，直到以筹集社会保障基金名义，还清对数十年国家工业化“历史欠账”的国有股减持，也没有摆脱这样的性质。结果，就是在国家与市场的博奕中，中国资本市场数年低迷。
　　“国有资产不容流失”的意识形态的幌子，根本无助于掩盖这样的历史和事实，从国家工业化时代开始，民众在低水平生活中被国家积累起来的资本，是如何在“前现代”的企业和经济结构中被一次次浪费，这种浪费至今还一再重演。人们已经看到以全球最为庞大集中的国民储蓄和资本供应，支持了中国国企一个怎样的全球竞争力？
　　不是把经济的创造力交给自由的企业和企业家，而是官僚体制，那一定又是一个历史的错误。数十年的制度竞赛已经宣判了结论，但是什么延续了一种应该被打破的秩序？
　　90年代的一本畅销书，《第三只眼睛看中国》，曾有这么一段话，“从社会政治的角度进行分析，在中国，谁抓住了大中型企业的领导权，谁就抓住了中国的命脉和印把子，这就是如同军阀时代必须抓牢一支重要装备的主力部队一样”。老资格的新华社记者杨继绳在其大作《邓小平时代》中，就此直率地写道：“……这得到一些领导干部的赞同。从维持和维护政权这个角度着想，政府必须抓住国有企业不放……国有企业改革进入困境，其原因不在经济方面，而在政治方面。”
　　结果，改良国企，最终成为国退外进与国企的扩张大兴其道，真正的“国退民进”反复不断，至今不能说已成正果。
　　20年的市场化之后，当美国《财富》杂志中文版，以操作“世界500强”排行榜的标准为中国排列上市公司100强，发现最强势的企业基本上与国有相关，或者还是纯粹的国企，最强大的还是国资委手中控制的中央直属企业，而在中国最受赞赏的公司，中国最有价值的品牌的排行榜上，大部分强势的国有企业的面庞都消失不见了，变成了更为强势的跨国公司。
　　这基本是一个10年以来所谓“改良国企”对中国走向影响的象征：改革已经落后于开放。
　　 向何处去
　　郎咸平仿佛不太了解，“国退民进”这一幕异常曲折的历史。在这样的历史中，国有资产不容流失的“喊叫”，不是意识形态的陈词滥调，就是似是而非的政治语言。
　　如果从一个学者的专业素养、睿智和良心，上升到一个现实的解决方案，2000年初入大陆的郎咸平，对于庄家操控股市的黑幕，以推崇美国严格的股市监管，以“自由股市而不是自由操纵”的旗帜，受到社会各界的共同尊重。郎宣称，“很难想像一个充满黑箱和泡沫的金融市场，能够支撑一个民族的复兴”。这让人们体味到独立思想的光芒，体味到一个富有使命感的学者。
　　但在2004年，郎所批判的“国退民进”背后，实际是长期政治权力运行规则的结果。郎对此缄默，却对于漂浮其上的企业和大陆的学者严加批判。而郎对“国有体制”的眷顾和追捧，更让人感到惊讶。
　　在“国退民进”中大声追问公平的郎，应该有足够的理智明白，在中国国企的问题早已不是什么效率问题，而是“游戏规则”本身的问题。国企的产权改革不容怀疑，产权改革只能进，不能退，不消解这些长期在“双轨”制特权中扩张的经济力量，就无法突破政府、国企、金融三位一体的本质，无法突破20年市场化的限度，也无法真正将政府从前现代的关系中解放出来，制定真正富有现代精神的游戏规则和国家战略。而对于正在“转轨”的中国民众，这应该是最大的公平。
　　郎为什么忽视了这些？从他近年来的一系列言论、文章中，可以大致勾勒出郎对现代化的理解，让人们对“批判之后，郎会把人们带到哪里”保持一份清醒的敏感。
　　“我们今天需要的并不是如同电视剧 《走向共和》中革命志士抛头颅撒热血所追求的宪法及议会制度，我也不认为是钱教授所谈及强国的三个总结，我认为强国的根本或者说充分条件在于――纪律。”
　　在看了前一段的热门电视剧《走向共和》和历史教授钱乘旦、齐世荣到中南海为国家领导人讲授现代大国兴衰之道的讲课内容后，郎写下自己深思熟虑的“强国”之道：“大陆法系的强国之本，就在于加强中央集权而建立起一套由上而下，由外而内的纪律。”
　　因此人们不该奇怪，谈及国有银行改革，郎在面对《商务周刊》的记者时，曾直率地吐露了其心中“有纪律”的企业蓝本――
　　“……既然全世界各国都不知道怎么监管银行，为什么我们不能创造一个？……银行改革不可能在法治化健全以前实现……法治化依靠的是一种制度权威，现在就是要通过一种行政权威来建立一种制度权威。这是我们一直在走的成功之路……
　　我们总是单纯认为像现在西方这种企业制度就是一种现代企业制度，其实不然。所谓现代企业制度就是一个制度，只要完成事情有效率就是现代化企业，不需要靠股东、不需要靠董事会、也不需要靠西方企业。
　　所以中国可以在国企创造一种新的格局：共产党监督下的企业。你只要保证企业有竞争力，企业CEO能赚很多钱就行。大家一直有些误会，认为与西方接轨就是好企业，我们现在发现与西方接轨都是没用的，好些制度都引进来了，但是都没用。如果说这个企业能够有效的进步，在市场上能够有效的生存就是一个现代企业……”
　　权威控制的“纪律”，党管干部、管金融，国家控制，实用主义……郎的体系已相当清晰了。在以西方最为专业的现代企业或商业的体系，对中国现实发展中可怕的泡沫批判之后，郎的解决方案却最终暗合了那些一直维持以政治权力掌控中国现代发展道路的力量的安排。许多在大陆已经被历史证明失败或被批评的路径，郎却以极为实用主义的态度将其复活。
　　如果郎真诚地信仰自己的结论，那他的确为中国前现代的国家与企业的关系披上了一件耀眼的国际化外衣。在这件外衣下，国企“改革”，很容易摇身变为政治权力和国企新的扩张。
　　当郎从受人尊敬的微观财务教授，步入宏观的政经领域，其价值链条就开始分裂，对企业的批判火力止步于现实的政治。同时，也让人们注意到这种越位本身的动机。
　　“国家队”的偏好
　　将郎与其批判的企业和人物，放在一个时代的平面上，或许能为我们提供更丰富的信息。
　　在1986年，郎来到美国沃顿商学院攻读财务学博士时，近20年后的今天他所批判的人物当时是这样的：
　　倪润峰刚作为第一批厂长负责制的厂长出现在国营长虹机器厂，张瑞敏才进入海尔的前身企业，李东生所工作的TCL当时只是一个生产磁带的小厂，德隆的唐氏兄弟正默默无闻在新疆搞彩扩小生意。他们之中没有谁受过什么严格的财务教育，或者企业管理的培训，他们身在的国家对于现代企业都不能说有什么深刻的认识。那些执掌国家命脉者，也刚刚从关于“现代企业”的“资本主义”罪恶的争论中缓过一口气。而杰克?韦尔奇已经开始GE的战略变革。
　　没有人能想像就是这些人物及其企业，能够成为20年后，在面对急剧的全球化变局时，成为检验中国是否有前途的企业标杆。“转型”社会急剧嬗变的历史，压缩了中国企业进化的几乎所有的阶段。当然，也包括他们所身在的国家。
　　郎批评中国企业家花数千元去听通用电气前CEO杰克?韦尔奇的现场布道。他着手颠覆90年代以来中国企业家心中的标杆韦尔奇，认为其一手创立的“产融结合”对GE是一个可怕的泡沫。郎向成百上千前来聆听他布道的民企老板宣称：“中国企业若要做大做强只能造成悲剧”。
　　郎专业的数据分析确有道理，但这并不能真正回答，为什么在自己的国度，中国企业“做大做强”，反倒成为一个悲剧？！
　　郎咸平所告诫的也只能是民企。因为它们“做大做强”的战略，可能并不包容于这个国家的战略和“游戏规则”。掌握中国最庞大国资的国资委，早已清晰地展现了国家战略的一个核心：“做强”大国企。
　　正如，在2004年“宏观调控”，德隆、希望、复星之类的民企，成为宏观调控的对象，而跨国公司置身于外，在华从容战略布局；大国企则趁势扩张，“民退国进”。在清醒的观察家要求中国企业建立自觉的“国家战略”观的时候，人们已经看到无论是金融还是重化工业，国家战略中都没有让民企成为主流的愿望和准备。
　　而中国的国家战略，因为其现代基因的缺乏，往往会沦为为旧体制延伸而服务的工具。这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战略。
　　只有解开国企的“枷锁”，政府才能在公平的游戏规则下，制定真正符合公共利益的国家战略。只有离开“国企”的后院，中国国家战略才能真正消除WTO框架中，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屈辱”地位，才能走出全球竞争中反倾销“泥潭”，才能真正实施反垄断法，将已取得强势地位的跨国公司，置于与本土企业公平竞争的体系中，才能从瓜分国有资产、官商勾兑的指控中挣脱出来，让“中国梦”坚挺。
　　一个来自“自由世界”的郎咸平，加入了势头正猛且根深蒂固地膨胀“国家队”的冲动和偏好之中。正是这一波潮头的交汇撞击，提醒人们认清国家战略变革的任务：创立一个自由企业可以生存和成长的体系，而不是相反。
　　（原载《南风窗》9月下，感谢《南风窗》惠稿本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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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80后政协委员：大学生可以不满但不要抱怨
原标题：80后政协委员寄语大学生：可以不满但不要抱怨
中新网郑州1月20日电(记者 李贵刚 王鹏远)“老百姓买不起房是因为他们没本事。”、“大学毕业生不是买不起房，而是他们老家有房不回去住。”……身为80后的河南省政协委员卢一博，在此间举行的河南“两会”上雷语不断“惹众怒”，互联网上更是一片嘘声。
今年31岁的河南80后政协委员卢一博，连续5年担任河南省政协委员，也是今年河南省政协最年轻的委员之一。他曾向社会捐助资金、物品累计约2800万元。
河南80后政协委员卢一博20日在接受中新网记者专访时，借用中央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与中外记者见面会上的讲话回应称，“老百姓买不起房是因为他们没本事。”“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靠辛勤劳动创造的。”
河南80后政协委员卢一博说，很多务工人员和大学生在城市拥有工作的同时，还想在短时间内拥有属于自己的房子，“老百姓买不起房是因为他们没本事。”“这是理所当然的。但首先你得肯吃苦，去创造幸福。而创造幸福的过程就是时间的积累。”
“不愿意去辛勤劳动创造，怎么能得到幸福呢？”卢一博说，“但是很多人即使愿意去创造，也可能因为平台、时间、时运等原因，得不到想要的幸福，但是不愿意付出怎么能得到呢？”
河南80后政协委员卢一博称，有数字说，中国企业平均寿命只有2.9年。“让整个企业和员工幸福起来这是老板必须做的，这一点我一直在努力。”
河南80后政协委员卢一博介绍说，他的企业为员工制定了三条“幸福”规定：一、如果员工入职五年后，没有能力在郑州三环以内购买商品房，只要提出来申请，公司可以无息借10万到40万不等的款项，用以购房；二、每一入职员工，每月都能得到最少200元不上限的亲情基金孝敬父母，直至员工离职；如果员工父母有大病，公司可以提供10万到40万不等的无息贷款。
“现在房价是很贵，但是房价贵，如果所有的企业都像我这样做的话，愿意给员工去创造幸福的条件，员工也愿意去努力实现幸福，幸福还会远吗？”卢一博说。
截至目前，身为企业老板卢一博资助了4000余名贫困大学生。但他并不赞同大学生创业。他表示，大学生首先要学会怎么就业来增加社会阅历，增加社会经验；其次是要学会择业，实现自身价值；然后在择业的基础上考虑创业，年龄最好在30岁至40之间。
“如果不创业的话，就在一个岗位上好好的去做。”卢一博说，“老百姓买不起房是因为他们没本事。”“大学生要有自己的目标，要有自己的理想，可以对社会不满，但是不要抱怨。”

李馨尔

好贴，绝对要支持下！！~~

德存芬女

真是好东西，顶啊！

悟途

不知该说些什么。。。。。。就是谢谢

东孚久夫

非常酷哦，不顶对不起良心

强东宜

不错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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